面对社会大动荡，古代士族是怎么自保的？
☄ 如果我们细加探究，则会发现无论是美妙的文学理想还是“辉煌”的帝王功业，都建立在民间社会的坚实基础之上。
引子、陶渊明“桃花源”有历史原型吗？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所作的《桃花源记》可能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古代汉语文学作品之一，作者身逢东亚大陆多个族群政权对峙的乱世，在《桃花源记》中却借探索桃林的武陵渔人之口，描述了一个仿佛不受外界动荡影响、安宁平和的世外桃源：（渔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渔人离开桃花源后，将此事报告给武陵太守。武陵太守和南阳士人刘子骥在得知此事之后，都意图寻访此地，却徒劳无功。自此以后，“桃花源”、“桃源”于是成为古代汉语传统里“与世隔绝的美好世界”的代名词；以桃花源为地名之处，遍及重庆、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重庆
、台湾；那么，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过？如果存在过的话，这个人间仙境又在何处呢？
陈寅恪先生在1936年的《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有趣的解读：第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又是“纪实之文”，在寄托作者理想的幻想和夸张之外，存在一定现实成分。第二，西晋末期，戎狄、盗贼并起，中原百姓纷纷流亡，而不能或不愿远离本土者，则往往聚集宗族乡党，在山林建造民间防卫性建筑——坞堡，并以此为根据聚险自守，躲避战乱掠夺。显然，坞堡需要在既有险阻、又有水源，并且可以耕种之处选址，这和“桃花源”的地理特征相符。如西晋末年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县）人庾衮就曾先后在禹山与“九州之绝险”大头山和他的宗族聚众互保，并在山谷耕作。他们“加强险要之地的守御、关闭进出的小道，修建坞堡、建造屏障，评定功绩、丈量土地、平均分配工作任务、互通有无”，使得坞堡内部“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并且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多次吓阻了外敌的侵犯。①陈寅恪认为，这种对外聚险而守，内部守望相助的坞堡及坞堡生活就是桃花源和桃源民众生活的原型。第三，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也就是晋宋之交，未来的宋武帝刘裕曾在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北伐，占领长安灭后秦（姚秦）。在这个过程中，刘裕和他的军队曾经来到坞堡众多的洛水流域，并且派参军戴延之探索洛水的源头，然而戴延之此行“不得其源”，至坞堡“檀山坞”而返，
而很巧的是，这洛水领域，恰恰有不少“桃原”或者“桃林”一类的地名。
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五·洛水》：洛水又东，径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刘裕）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源也。……《述征记》曰：全节，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西征赋》曰：咸徵名于桃原者也。《晋太康地记》曰：桃林在阌乡南谷中。
陶渊明曾任刘裕的镇军参军，与随从刘裕北伐西征的将领属吏们如羊松龄、檀道济等人相互馈赠，过从甚密，有充分途径了解到刘裕北伐时的经历，因此，陈寅恪下判断说，“《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刘裕遣戴延之等溯洛水至檀山坞而返事，与《桃花源记》中武陵太守遣人寻桃花源终不得达者，约略相似。”陈寅恪的“洛水坞堡说”并非唯一较具说服力的桃花源原型假说。二十年后，另一位著名的中古史研究者唐长孺作《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认为武陵蛮族为了逃避帝国征役和赋税而逃入深山老林，是桃花源传说真正的来源，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影响力。然而无论陈寅恪、唐长孺二人的观点孰是孰非，在汉末魏晋
南北朝时期，豪强士族在乱世中聚众自守，在残酷的战乱中维持了相对的和平和安宁，仍然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他们的成就，以及达成这些成就的原因。
一、乱世坞堡：“五胡乱华”时代的汉族小共同体
类似晚期的罗马帝国，西晋大量引入外族奴隶和雇佣兵，而内部统治阶层腐化堕落、德性败坏，因此在北方各游牧民族的打击下迅速崩溃，传统史书往往称之为“五胡乱华”（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参见《华夏帝国的第一次衰亡》）。这五胡中的领袖，不少就是过去汉人的奴隶、人质，被先前的魏晋统治者所奴役和鄙视，如汉赵开国君主刘渊本为南匈奴屠各族贵族（屠各族是一支北方游牧部族，后来从属于南匈奴），在曹魏咸熙年间被送去洛阳作政治人质（“任子”）；出身羯胡的后赵开国君主石勒在年轻时为北方汉人耕作，甚至曾和其他胡人一道，被并州刺史司马腾卖为奴隶，多次受到困辱，因此他们对北方汉人自然存在不少的敌意，在推翻西晋在华北和中原的统治后，实施了一系列的报复政策，导致北方汉人的大量南徙和死亡。
而在这个过程中，豪强士族建设的坞堡，起到了北方汉人抱团自卫的重要作用。一些史料说明了这种坞堡兴起的原因和繁盛的情况，如《晋书·苏峻传》记载：苏峻字子高，长广掖
县人（今山东莱州）。他的父亲苏模是安乐公国的国相（蜀汉皇帝刘禅降魏后被封为安乐公）。苏峻少年时是书生，有才学，十八岁时举孝廉。永嘉之乱，百姓流亡，到处屯聚，苏峻聚集起数千家，在本县筑造堡垒。当时豪杰到处屯聚，而苏峻的堡垒最强。他派遣遣长史徐玮宣檄其他各屯，示以王化，又收葬附近的尸首，远近诸屯感动于他的恩义，公推苏峻为领袖。他们在海边青山中以渔猎为生。②
苏峻后来成为东晋权臣。东汉御史大夫郗虑玄孙、后来的东晋重臣郗鉴是另一个较为有名的坞主。《晋中兴书》记载，“中原丧乱”，郗鉴的乡人于是公推郗鉴为盟主，和千余家避难于鲁国峄山，地势险要；《地理志》记载，永嘉年间，太尉郗鉴带领家乡民众逃到此地，“胡贼”攻击此地，不能得手。③简而言之，这种坞堡兴起于永嘉之乱造成的百姓流亡，而在华北地区一度达到“到处都有屯聚存在”的繁盛程度。所谓的“坞”，《说文解字》中的本义是一种小型的城墙或者城市，在当时则是一种相对“城”而言体小人少、经济自给自足的防御性军事屏障，在史料中往往和“堡”、“垒”、“营”、“壁”通用，陈寅恪将之和西方的城堡（castle）相类比。西晋末年动乱，四川民众往往弃城逃亡，一度导致“城邑皆空”，但山间坞堡却颇为兴盛，这是因为大的城市不易守而小的坞堡容易守御④，从共同体的角度看，则说明更为牢固的小共同体更容易经受灾难的试炼。
仅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五「洛水」条记载的洛水所经之坞，就有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合水坞、零星坞、百谷坞、袁公坞、盘古坞、范坞、杨志坞等等。坞堡小共同体的凝聚力从何而来？我们可以从坞堡的组织形式上看出。我们容易注意到的是，庾衮、郗鉴这些人聚集民众、修建坞堡的时候，最初往往是以宗族、同乡的途径吸引到第一批人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两晋南北朝遗留下来的坞堡名称：侯坞（以侯姓为名）、赵氏坞（以赵姓为名）、柏谷坞（以当地山谷为名）、铜壁（以当地河流铜川为名）、柴壁（以柴姓为名）、成贰壁（成贰是一个人的名字）、乞活堡（乞活军的坞堡，后详）、裴氏堡（以裴姓为名）、彭沛谷堡（人名）、吴深垒（人名）、苏康垒（人名）、徐嵩垒（人名）⑤……可以看到，除了部分坞名源于坞堡的地理位置（如柏谷坞和前面介绍的檀山坞）之外，有相当一部分的坞名直接来源于某个宗族姓氏或者族长的名字。部分史料给予了更直接的证明。《资治通鉴》中记录了名为“裴氏堡”的坞堡，胡三省注解这个名词时说，永嘉之乱时，裴氏整个宗族在此据险筑堡以自守，后人根据他们遗留的坞堡在这里设置守卫，于是就以“裴氏”为坞堡名——这就是以宗族为单位建设坞堡的证据。在某一宗族核心的基础上，各坞堡又通过推举的方式，选举出德行为众人所钦佩敬服的人物来充到坞主或者坞堡的领袖。但坞主的地位并不是生而有之的，他们往往需要承担赈济和保护坞民
的责任。如郗鉴之所以被乡人公推为坞主，是因为他过去在乡间素有恩义，在处处都有饥荒的年代，由于郗鉴家境贫困，受过他的恩惠的人们集资资助他，但是郗鉴又把所得的分给了同族和家乡的穷苦人，许多人因此存活下来。郗鉴于是在当地享有了“仁德”的高度赞誉，得到了人们的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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