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经历战争
    战争伊始，许多定居在巴黎的外国艺术家也志愿参加了外籍义勇军，最积极的是阿波利奈尔。
    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的观点截然相反。毕加索认为战争是人类愚昧的令人痛心的表现，不是起因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宿仇，就是发源于政治家的个人恩怨，老百姓无不遭殃。避而远之，是最好的抗议。阿波利奈尔对毕加索说，战争是一个凶恶的魔女，她如果指定要找你，你从地缝里钻进去，她也会把你抠出来，吻你一下。何况，这正是我们表达对法兰西的热爱的时候，怎能避而远之！
    毕加索嘲笑他，瞧你这模样，好像惟恐天下不乱？
    两位好朋友针锋相对的争论，从现实看来，似乎谁也没占上风。战争魔女虽然未曾亲自找上毕加索的门，可伊娃之死却与战争有很大的关系。阿波利奈尔克服重重困难，主动“追求”战争，他先是申请加入法国国籍，而后消除了“雕像事件”在官方的不良影响。1915年复活节这一天，他高呼着“法兰西万岁”来到了法国香槟地区的前线战壕，成为炮兵部队的一
员。阿波利奈尔对战争的狂热向往获得了致命的回报，1916年3月17日午后四时，他被魔女重重地“吻”了一下，弹片从右颞颥上部穿过头骨。5月9日，做了开颅手术，伤势得到扼制。但这不过是阎王打了一个盹，拖延了签发“招魂令”是时间。
    耶科健康状况不佳，失去了服役资格。他由于多愁善感、情海翻波而显得魂飞魄散。一次，他眼前出现了基督的幻影，他五心骤定，六神有“主”，便在蒙帕纳斯找了一位牧师，接受了洗礼。耶科请毕加索做他的教父，毕加索赐予他教名：息浦林。
    在洗礼仪式上，毕加索送了一本装订整齐的《基督教讲义》给他的教子，书的扉页上写着：
    “我弟息浦林-马克斯-耶科洗礼留念。帕布洛。1915年2月18日，星期四。”
    耶科在修道院一心一意正本清源。他心中丛生的杂念刈除了，热情的火焰并没有熄灭。其时，患了肺病的立体派画家塞维里尼奄奄一息，耶科四处奔走，号召同仁们捐款，挽救塞维里尼的生命。毕加索虽然正忙于搬家，但他立即响应耶科：
    亲爱的教子马克斯：
    你所要的钱，随信寄去。我很想不久能再见到你。我现在正忙于搬家，要是你来，就可以助我一臂之力了。你一向是一个助人为乐的真正的朋友。如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有特别的要求，我只在乎你的道义上的支持和鼓励，简言之，即马克斯-耶科的友谊之手。同时，也请接受我的友谊之手。
    你的老友毕加索
    紧接着，便是伊娃病重，而后不治而亡。耶科知道毕加索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他马不停蹄地赶来，扶住了即将倒下去的好友。
    格尔尼卡，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小镇。1937年4月26日，这个小镇遭受了一场恐怖的灭顶之灾。当天恰逢市集日，赶集的人们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突然，纳粹德国的战机像一片乌云一样笼罩住了小镇的天空，集束炸弹如冰雹般倾泻而下……3个半小时之后，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才宣告结束。此时的格尔尼卡，早已被夷为平地，满目疮痍。
    从格尔尼卡死里逃生的一名牧师，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子弹从树枝间呼啸而过，树木发出可怕的劈裂声。我们弄清机群的航向后，便在树林里疯狂地奔跑……途中，我们看到
妇女、儿童和老人纷纷倒下，随处可见的尸体如苍蝇堆积在一起，血流成河。”“我看到田间一位孤零零的老农被机关枪击毙。一个多小时以来，这些飞机拉网式地向格尔尼卡轮番攻击。爆炸声和房屋坍塌声震耳欲聋。敌机始终穷凶极恶地轰炸格尔尼卡，投掷了数以千万枚炸弹。”（拉塞尔-马丁《毕加索的战争》）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专门针对平民的血腥屠杀，目的是摧毁西班牙民众抵抗法西斯统治的信心。因为格尔尼卡并不是军事目标，而位于小镇边缘的一家兵工厂和离小镇不远的两处军营都没有遭到袭击，安然无恙。蓄意对非军事目标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这在现代战争史上没有任何先例，德国空军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创”了这一先例。
    格尔尼卡遇袭的消息传到巴黎，长期旅居法国的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义愤填膺，创作了一幅高3米多、将近8米长的巨型油画，以表达他对法西斯暴行的痛恨之情。画面没有直接描绘德国战机轰炸格尔尼卡的悲惨景象，而是通过一系列饱含象征意义的“符号”来控诉德军的罪状，坚定人们战胜法西斯统治者的信心。比如：眼睛移位的公牛象征残暴的纳粹主义者，受伤的战马象征危难重重的西班牙，太阳和电灯象征光明与希望，此外，还有被
践踏的鲜花、肢体残缺的尸体、惊恐地逃生的妇女、怀抱死婴号啕痛哭的母亲、从着火的房子上掉下来的高举双手的女人……一笔一画无不使人触目惊心，深感震撼。这幅巨型油画，名字就叫《格尔尼卡》，先是在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展出，随后又在欧洲、北美的多个国家巡回展览，引起了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广泛共鸣。《格尔尼卡》被誉为“抗议地球上所有战争的永恒纪念碑”，堪称毕加索绘画生涯中的颠峰之作。
    关于《格尔尼卡》，还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据说某一天，一群德国军人到巴黎毕加索艺术馆参观，毕加索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幅《格尔尼卡》的复制品。一名德国军官问毕加索：“这是您的杰作吗？”“不！这是你们的杰作！”毕加索神情严肃地答道。如果说在众多情妇之间穿梭周旋的毕加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庸俗男”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他的形象则是无比光辉与高大，因为他敢于对强权说不，体现了一位有良心的艺术家的铮铮铁骨。由此，我想起了国画大师齐白石同样脍炙人口的一段故事。抗战期间，北京沦陷，齐白石深居简出，拒绝给日本政要和伪军头目作画，并在大门上贴了一张题为《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的告白：“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白石老人自述》）风骨嶙峋，跃然纸上。
    古往今来，号称“大师”者众，而有大师之实的，寥寥无几。大师不仅仅在某一领域具有过人的技能，还应以天下苍生为念，敢于和黑恶势力作斗争，不趋炎附势，不明哲保身，以追求真理、匡扶正义为己任，否则，专业技艺再高，也不过是一名“工匠”而已，不配领受大师的桂冠。在《知识分子论》里，爱德华-萨义德如此总结朱利安-班达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所谓知识分子，就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像毕加索和齐白石这样的谔谔之士，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才可以当之无愧地领受世人尊称一声“大师”。他们在丹青之外书写的人格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回到洛扬，毕加索从德兰布雷的花匠口里听说，德兰布雷的宅子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毕加索焦急地等待着更多的消息，他十分担心家里那些油画和雕塑的下落。花匠打电话过来说德国兵都出去参加军事演习时，毕加索马上带着特蕾丝赶到了德兰布雷。他们发现大件的家具全被搬到了院子里，整个院子成了德国士兵的食堂。床单、丝绸的衣裙、衬衫和婴儿衣物也都成了他们的抹布。不过，这些统统都无关紧要。毕加索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抢救出油画和雕塑。从那以后，每次德国兵出去军事演习，毕加索他们就会火速赶来从这
些德国佬手里“偷”回一些东西。玛雅记得父母曾经在一起谈到当年德国兵那些愚蠢的破坏行为。她的父亲毕加索尤其痛心疾首的是一尊中世纪的基督蜡像，居然被德国人当成普普通通的蜡烛给烧掉了。
    8月23日的洛扬，罗兰小姐亲眼看着马塞尔把毕加索的油画捆成一捆，装上了小汽车里，毕加索、萨巴特和卡兹贝克也跟着坐了进去。罗兰小姐回忆道：“毕加索向瓦利耶别墅悲伤地看了最后一眼，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这座别墅了。在1945年1月5日的那场轰炸中，瓦利耶别墅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朵拉乘坐火车回到巴黎，特蕾丝和玛雅还留在那儿。罗兰小姐去市场排队买东西时常常会碰巧撞见特蕾丝，战时物资匮乏，所以买东西的队伍都排得很长。特蕾丝总是想要解释一下：“还不是为了家里的小孩子我才上这儿来。”，接着又要询问一下毕加索是否记得按时交付了房租：“他总是记不得这些事！要是他忘记了，你就告诉我。”特蕾丝想要显得自己很重要，并且正如罗兰小姐所说的，显然“她向让大家都明白，她和孩子的父亲仍然过从甚密，这可不仅仅是友情而已。”
    回到了德军占领的巴黎，毕加索仍然两边住宅都住着，直到黑市煤球的供应变得难以为继了，他才决定整个儿搬到奥古斯丁大街这边的宅子中来。毕加索安装了一个庞大的佛兰
德煤炉（Flemishstove），因为他喜欢这个烤炉的造型和线条。可是这个炉子实在是太费煤了，而且并不怎么暖和，还制造噪音。毕加索最终不得不弃之不用，换上了一个厨房煤炉。毕加索多数时候都在卡塔卢尼亚餐馆（LeCatalan）下馆子，这是奥古斯丁大街上的一家黑市餐馆，胖老板虽是马赛人，却讲得一口流利的卡塔卢尼亚语。朵拉则在拐角处的萨伏瓦大街的住宅里恭候毕加索的传唤。她随时做好去毕加索画室或是上卡塔卢尼亚餐馆陪毕加索进餐的准备。只要毕加索拿起话筒给朵拉打电话，卡兹贝克就会跳起来跑向门口。毕加索有次惊讶地说道：“它知道我是在给朵拉打电话。天晓得它怎么知道的。不过很容易想见它此时肚子饿了，这会儿正是午餐时间。不过我常常在这个时候给别人打电话，它可没有这么上窜下跳。谁知道它怎么能通过电话线嗅出朵拉的气味的？”晚上的惯例是，毕加索、朵拉和卡兹贝克一起上弗罗尔咖啡馆去见艾吕雅。艾吕雅已经从军队里被遣散回来，现在回到了巴黎。
    这年秋天，德国占领军决定详细清点所有的银行保险柜。毕加索被请进了位于豪斯曼大街（boulevardHaussman）的国家工商银行，毕加索在那家银行有两个保险箱，里面装满了塞尚、雷诺阿、马蒂斯以及大量他自己的作品。毕加索的保险箱紧挨着马蒂斯的保险箱。为首的那个纳粹官员一手拿着毕加索的画，一边转身问毕加索：“这些画是你画的吧？
你为什么要画成这个样子？”毕加索回答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画画纯粹是自娱自乐。忽然这个纳粹军官恍然大悟似地说：“啊！这是幻想画！”他很高兴自己终于弄明白了，一口气填完了所有的单子，然后把那些“幻想画”塞回原来的地方，锁上了保险箱。
    后来有德国军官到毕加索的住处来做调查，他们一眼就看见了桌子上放着《格尔尼卡》的照片。一个军官问道：“这是你弄出来的吗？”毕加索答道：“不，是你们弄出来的。”那天下午，毕加索坐在弗罗尔咖啡馆得意地跟一群人重述昨天的经历。这些不买账的听众中就有西蒙娜-西格诺雷（SimoneSignoret）。西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从这个‘牛皮哄哄的家伙’嘴里讲出来他头天的经历，一听就觉得匪夷所思……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是，他自己跟我们讲的故事，跟我们后来读到的某本写‘沦陷时期’的书中那桩正儿八经的故事完全不是一回事。”毕加索是原封不动地叙述了当时的对话，还是编造了这么一番对话呢？不管怎么样，这个以讹传讹的故事越传越神，到了最后，给毕加索充当滑稽角色的不再是那个纳粹军官，而变成了德国大使奥托-阿贝茨（OttoAbetz）本人。
    这一年年底，特蕾丝带着玛雅回到了巴黎。由于德军征用了德兰布雷的宅子，特蕾丝整天忙着另外再找一处住所。她找到了一处房子离奥古斯丁大街仅一箭之地，另一处房子在
亨利四世大街（boulevardHenri-IV）上。毕加索直截了当地说：“住亨利四世大街的那所。”既然毕加索发话，特蕾丝只有俯首听从。毕加索又在试探特蕾丝服从的底线了，他甚至故意去做一些特蕾丝可能会突破底线的事情。特蕾丝回到巴黎时，毕加索给了她一个装满钱的手提箱，却不许她打开来看。特蕾丝原原本本地跟艺术研究者莉迪亚-贾斯曼讲述“发现她没有听从吩咐，毕加索是如何扮演起蓝胡子角色，指责她大逆不道的。”即使是一件很小的事端，只要发生在毕加索亲近的人身上，毕加索都会夸大其实地拿来大做文章。这样做无非是想要让他人痛苦不堪，并且换来盲目的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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